摘 要：战地报道是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结果。战地采访报道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式、风格，这决定了战地记者的身份会发生变化。根据报道性质，战地报道有报道型和宣传型两种不同类型。媒介技术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时期战地报道的手段、方式和内容的不同。

　　战地报道是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结果。从拉塞尔算起，已经有170年的历史，从鲁滨逊算起，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和新闻传播史一样，战地报道的历史也经历了各种变化。从战地记者的身份看，这群特殊的战场人员要么和军方保持密切的联系，要么若即若离，要么自行穿梭在硝烟中。他们在战场的处境决定他们如何报道战争，也决定受众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战争。与此同时，战争的性质和战地记者的从属关系决定了战地报道是以报道为目的，还是以宣传为目的。而不同时代传播媒介的更新、迭代则不断地展现了媒介作为人的感官的延伸，给受众带来各种不同的感官冲击、诸多思考和启示。zoty中欧体育

　　战地记者如何进入战场以及在战场上如何行动的“在场”形式，决定着他们能否顺利完成采访报道任务。

　　亨利·克雷布·鲁滨逊是历史上的第一位战地记者。1807年，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军占领了丹麦人聚居的荷尔斯泰因和其他普鲁士地区。为了打破官方对国外新闻的控制，《》决定派遣自己的职员鲁滨逊前往法军占领的地区搜集战争新闻并传送回总部。当时尚处于新闻业初期，人们对战地报道完全不知道为何物，国际间也没有对战地记者的保护条约。鉴于英国和法国处于交战状态，鲁滨逊在荷尔斯泰因的采访报道活动是一种在敌占区的秘密行动。他只能躲在危险性相对较小的民宅里打听消息。没有人协助他，他的行动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独立行动。当他知道当地的行政官接到逮捕所有英国人的消息后，不得不仓皇逃离。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给《》总部传送回去了一些“前方战场”的消息。此后，鲁滨逊再次以这种独立战地记者身份的形式被《》派到发生武装起义的西班牙进行战地报道。

　　当战地记者进入一个与自己国籍无关的战场或敌占区时，往往只能采取独立采访报道的方式。但是这种形式显然有它自己的优越性。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战地记者能够不受战争任何一方的约束，其战场新闻相对能够更加公正、客观。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些媒体就拒绝了让自己的战地记者“嵌入”美军的做法，原因正是担心这样一来自己的记者会对美英联军产生倾向，担心美英联军会对自己在前方的战地记者的新闻采访工作进行控制和影响，最终影响自己的战场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在最近的几场战争中，都有大量的独立式战地记者走上战场。阿富汗战争是独立式战地记者大展拳脚的一次机会。战争期间有许多与战争无关国家的战地记者，比如有意大利、日本等国的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进入战区。

　　战地记者进入战场的最常见方式是跟随部队。成为一名随军记者采访报道战事是战地记者最常规的一种“在场”形式。这种形式由《》记者拉塞尔首创。因为进入战场采访报道，拉塞尔被更多的人看作是真正的战地记者第一人。因为频频“曝光”战场上“难堪”的一幕，随军记者们在西方的军队中并不受欢迎。从拉塞尔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情况都如此。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战地记者采访战事的制度基本上确立起来了，虽然军方对战地记者并没有好感，但一般不能拒绝战地记者采访战事的要求。在后来的历次战争中，随军记者已经成为部队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发明”了一种把战地记者“嵌入”（embed）联军军队中随军采访的方式。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美军有什么创新，但稍微一辨别就明白，这种所谓的“嵌入式”其实就是传统的随军式，二者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

　　在我军的战争史上，也不缺少战地记者的身影，他们一般都会随军行动，进行随军式采访报道活动。例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活跃在我军各部队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典型的随军式战地记者。他们不仅要担负宣传报道任务，还要投入真刀真枪的战场厮杀，扮演着既是记者又是士兵的双重角色。这是由我党的新闻理念、宣传制度以及我军的斗争需要所决定的。

　　战地报道最基本的目的是给媒体提供前线的战况信息。最早的战地记者鲁滨逊和拉塞尔等人正是秉承“事无巨细”和“有闻必录”的精神，给《》的读者们提供了大量战场细节，从此确立了战地报道的灵魂。有人可能会说拉塞尔的报道不是单纯的战地报道，因为他的报道转变了战场形势。但是拉塞尔之所以能扭转战局，正是因为他客观、真实地报道了战况，尽管他的报道确实也体现了一种立场—“11时10分，我们的轻骑兵旅前进了。……他们披着朝阳，在壮烈的战斗气氛中豪迈地向前冲锋。……人们无力支援，亲眼看着英勇的同胞投向死亡的怀抱，再也没有比这幅情景更可怕的了。……在般的骑兵冲杀后，俄国枪手们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看到自己的骑兵和刚刚骑马冲向他们的部队厮杀在一起，于是这些恶棍们干出了使俄国的名字遗臭万年的事—向一堆搏斗着的人马倾泻葡萄弹和霰弹，使朋友和仇敌同归于尽。”[1]

　　自拉塞尔之后，追求战地信息的真实性就成为大部分战地记者的职业信念。但是吊诡的是从此在西方军事传播史上就出现了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究竟是新闻真实性重要还是军事机密重要？究竟是新闻真实性重要还是国家利益重要？在20世纪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无数次战争期间，都出现了这种新闻界与军界或政府之间的舆论冲突。典型的事例是越南战争。因为报道了美军对越南平民的屠杀，CBS的塞弗被作为“人”受到了严厉的调查处罚。当然也正是克朗凯特真实报道越南战事，美国总统约翰逊失败地叹息：我失去了克朗凯特就失去了战争。战地记者的真实报道推动了美国政府发动的越南战争的可耻失败。美国和西方的历史证明，只要战争是非正义的，发动战争的利益集团就永远也跳不出战场新闻真实性与所谓国家利益相互矛盾和对立的泥潭。

　　从新闻媒体角度出发，战地报道的第一要务当然是报道战场真实信息。但是从发动战争或参与战争的军方和国家来说，战地报道的功能要超越一般的信息报道，要为取得战争胜利服务。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宣传就成为战地报道的另外一种功能和性质。另外，技术日益提升和手段日益丰富的传播媒介为全方位地、战略性地开展战争宣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在其著作《国际传播》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场把现代传播手段作为宣传工具的战争。战争期间，英美等协约国分别成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印制了数百万份的海报、传单、小册子、明信片，还制作了幻灯。一方面对敌宣传，以瓦解敌人士气；另一方面对国内和同盟国的民众宣传，以鼓舞士气，寻求更多的支持；另外也向国际社会宣传自己、丑化敌人，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宣传战要求各部门、各系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协约国的宣传战是如此的成功，以致战后有人认为德国不是输在战场上，而是输在了宣传上。

　　其实，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宣传思想在西方得到了确立。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不仅是传播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对“一战”开启的宣传战的全面回顾和总结。因为对“宣传”一词的恐慌，西方抛弃了自己创立的这一词汇，但他们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没有忘记使用这一战术。为了揭露这种羞羞答答、两面三刀的态度，也许我们有必要为“宣传”正名。

　　“一战”以后的历次战争中，宣传再没有离开过战场。无论是正义一方，还是非正义一方，都能娴熟地开展宣传战并对战地报道加以控制。很显然，战地记者和战地报道也被纳入这个“系统工程”中来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国家性质和我们对战争的判断决定了我们的战地报道既不是单纯的报道型，也不是单纯的宣传型，而是报道与宣传相结合的类型。战地记者不能无原则地“揭露”战场事实真相，也不能四平八稳地报道战场消息，而是要通过对战场各种消息的报道，宣传我们的战争观，宣讲我们的政策，鼓舞我们的士气，团结我们的群众，打击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战地报道中不存在新闻事实与国家利益的冲突。

　　文字是记录和传承信息与思想的载体，伴随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成为第一种被使用的媒介。在战地报道中亦如此。鲁滨逊、拉塞尔时期主要的报道方式就是用文字。至于那些不能确定其历史地位的更早的战争报道或“类战争报道”，文字更是唯一的报道手段。翻开尘封的历史，无论是其他古文明，还是中国古代，都有大量的关于战争的文字记述，恺撒的战争经历回顾、中国商周时期大量的甲骨文记录和青铜铭文，等等，文字成为连接历史和今天的“时光隧道”。进入新闻时代，15世纪地中海地区出现的传播包括海外战事消息的“新闻纸”格塞塔只有一页纸，手抄的文字信息成为连接地中海城邦国家的人们和“海外”之间的重要渠道。文字在新的时代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给新世界带来了更具冲击力的信息。没有文字，我们就与过去建立不起联系；没有文字，战争就是道听途说。

　　“‘地狱般的四天’—只有这句话，才能确切地形容南京遭到围攻和占领时的惨状。我们离开南京前目睹的最后一幕是300名中国人在河边的城墙下被集体处决。那里早就堆满了尸体，一层又一层，比人的膝部还高……他们像屠宰猪羊那样杀人……在我闯过城门时，不得不驾车从高达五英尺的尸体堆上轧过。这些尸体，早就被日本卡车和坦克碾过多次了……”[2]

　　这不是受难者中国人的记述，这是美国记者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二天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的新闻。

　　没有文字，我们无法和历史建立联系。 而有了图像，历史则从二维世界进入了真实的三维世界。其实早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除了文字记者拉塞尔外，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创办人罗杰·芬顿也带着摄影器材和助手来到了远隔千里之外的战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拍摄了360多张战场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在伦敦展出时引起了轰动。罗杰·芬顿此后被人们称为最早的战地摄影记者。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用镜头记录下了日机空袭上海南站造成数以千计的平民伤亡的景象。《上海南站空袭下的儿童》新闻照片激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行径的愤怒，博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广播的出现给战地报道带来了新的变化。这种借助声音的媒介冲破了战场的封锁和疆域限制，把战场消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1938年3月德军进犯维也纳，CBS著名记者爱德华·默罗和他的同事从欧洲14个城市向听众进行现场实况报道。默罗在伦敦“大不列颠大规模空战”的德机轰炸现场进行现场直播。在炸弹轰炸的危险时刻向听众进行“这里—是伦敦”现场报道，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对战争进行现场直播，美国听众身临其境般感受了这场战争。这一系列的现场报道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影响力，扭转了美国公众多年来“中立”的态度，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实质和支持战争的重要性。

　　电视让战争变成普通受众的“起居室战争”，人们可以在家里的沙发上感受战场的残酷和血腥。“越战”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播出了美国士兵屠杀越南村民的镜头，让许多美国观众感觉到了严重的不适和反感。谁也没有料想到电视报道能成为美国结束这场战争的催化剂。然后在另一场战争中，电视则发挥了自己的本职—传递信息。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CNN电视台连续17个小时昼夜不停地报道战况，全球观众同步观看了美国空袭巴格达的过程。CNN居然成为海湾战争期间外界了解伊拉克国内情况的唯一信息源。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在战争报道中大显身手的一次机会。互联网带来了海量的数据，它能够综合运用文字、图形、符号、数据等元素，并高效地处理、编辑、传播各种战场新闻。《卫报》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就使用了数据地图的报道方式，使用了来自维基解密的数据，借用谷歌地图制作地图，将伊拉克战争中的伤亡情况标注于地图之上。让战场新闻变得更加全方位。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形态的不断涌现，新硬件的更替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以头戴式设备为代表的各种具身性设备让战地新闻报道拥有了更多维度的表达方式。在叙利亚战争的报道中，虚拟现实（VR）新闻也借此大展身手。南加州大学互动媒体实验室制作的《叙利亚项目》（Project Syria），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再现内战中的叙利亚，让体验者“置身”于硝烟弥漫的中东战场。《》也借用VR方式，制作了《流离失所》VR新闻产品，报道叙利亚战争导致儿童流离失所的新闻，有效增强了战乱新闻的体验感和可视性。

　　新媒介的不断出现和变化，传播内容、渠道、功能协同一致的媒体融合，让战地报道进入了全媒体时代。2020年末爆发的纳卡冲突中，国内外媒体时刻紧跟战场动向，在时空维度上全程跟踪战争走向，同时利用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手段，“全息化”地报道战事。在这场战争中，社交媒体成为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第二个战场。交战双方均通过剪辑短视频的方式向外传播战斗场景，并且实时直播战斗过程。全球范围内众多观众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还对战场报道进行二次编辑和传播。

　　没有人能否认，未来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只要拥有一部手机都可以像2000年前的恺撒和班固、200年前的拉塞尔和芬顿一样，成为一名前线的战地报道者。媒介改变了战地报道，改变了战争，也在改变着战地报道者和将士。在媒介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就算媒介自己，也在改变着自己。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岂止是讯息？它就是历史，包括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一切。

　　[1]展江等.《正义与勇气》（Ⅰ），[M].海南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9-21页.

　　[2]颜雄.《百年新闻经典》（上），[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