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红四军二克龙岩后，红色政权首要任务是：发展武装，开辟新区。红四军司令部发布《告绿林兄弟书》，争取绿林武装改邪归正。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红四军军部设在中山公园旁边的“番仔楼”。7月，龙岩东方绿林草寇刘烈波向红军透露“归顺”之意。朱军长与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陈毅、参谋长朱云卿商议，一致同意刘部前来投诚，接受改编。并由朱军长全权处理。朱军长亲笔致函刘烈波，约定在红四军司令部谈判，并在军部宴请刘烈波。刘烈波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收编，商定了收编的时间、地点及具体事项。几天以后，刘烈波的部队统编为（龙）岩、（漳）平、宁（洋）游击队。

　　当时，位于岩东的苏坂镇美山村(时称赤美山)地处九龙江上游，在没有公路、铁路年代，是龙岩通往漳平、华安、漳州、厦门的水道必经地。美山曾经是龙岩县人口最多的乡村。

　　1929年8月，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美山村人林宗明率赤美山赤卫队配合攻打宁洋。朱德率红军攻打漳平前后，途经美山村，并驻扎在美山村的观音宫，在距观音宫100多米的新祖厝设立“红军伤员救治所”。林雨膏、林宗明率赤美山赤卫队从水陆两路随军攻打漳平，配合红军做了大量工作。朱德攻下漳平后，为表彰赤美山赤卫队对攻打漳平的贡献，特拨60支枪和一批弹药，用船运去龙岩赤美山，武装赤美山赤卫队。

　　曾经参加绿林的农民，在红军的感召下，参加了赤卫队和红军。原赤尾山赤卫队的大部分成员后来加入红军岩东游击队，后并入红十二军。美山村现有在册红军烈士25名，其中杨士连和林光永为红军连长，革命人物有林宗明等人。

　　、朱德率红四军在闽西的革命实践，在做土匪工作中开创了先河，奠定了统一战线工作基础。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回忆：我们对土匪政策则是晓以大义，指出革命出路，并告诫他们不得抢农民，不打我们，这样我们也可以不打他们，在（龙）岩、连（城）、宁（洋）地区这个工作做得最好。

　　原本让人深恶痛绝的“土匪”，能够以“土匪阿哥”的名称出现，是方方在回忆录《三年游击战争》中最早提到的。

　　方方（1904—1971），广东普宁人。1934年4月，方方率领红九团挺进龙岩、连城、宁洋一带，建立起纵横300余里、人口四五万的岩连宁游击根据地，主动配合红军主力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中央红军长征后，闽西南红军游击队与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环境极端险恶，方方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一起，依靠群众并带领战士，与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建立和扩大游击据点，粉碎了敌人多次的“清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赤寨会议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成立了三个作战分区。以方方、罗忠毅为领导的第一作战分区，在龙岩、连城、宁洋三县边区活动，部队分散向外发展，艰苦转战，开辟新的据点，重建根据地。

　　方方针对敌人推行保甲制度和堡垒政策，提出“变敌人的堡甲政策为赤色联防，变敌人的堡垒政策为赤色据点”的口号，秘密组织群众以白皮红心应付敌人，保护群众不受敌人的摧残。并向龙岩东北一带发展，站稳脚跟，并开辟了以大罗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为唤起民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专门制定了《关于争取土匪工作的决定》《关于争取白军工作的决定》等重要政策文件。作出了一系列新规定，主要有：决定停止打土豪，把筹款改为募捐；同各阶层、各党派（包括地主、富农、、三青团）在抗日反蒋的原则下实行联合；提出“争取保甲长，改变保甲制度为赤色联盟”，“争取壮丁队为农民自卫队”，“争取白色碉堡为隐蔽的赤色碉堡”等政策。

　　方方在他领导的区域，特别向岩连宁土匪民团“约法三章”：“不受敌人收编，不抽收据点内群众保护费，不妇女。”团结“土匪阿哥”，统战工作卓有成效。

　　在岩连宁战斗过的何志远回忆：那时，争取土匪的工作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部分。岩东、岩东北一带的土匪，长期以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占据了很多村子。我们来到这一地区后，以部队武装为后盾，与他们以礼往来，以义说服，逐渐和他们建立起了有条件的友好关系。方方政委曾亲自与土匪谈判，向土匪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不受收编；第二，不征收群众的保护费；第三，不妇女，不摧残群众。土匪都接受了，还给我们让出一些他们的地盘。

　　方方回忆：此时“土匪”区的群众，因我们到后，“土匪阿哥”不收保护费、做事又和气得多，因此群众很靠紧我们，所以我们决定将司令部搬进“土匪”区去，计划如何打破敌人新的“围剿”。

　　1935年7月下旬，第一作战分区在“土匪阿哥”的配合下，在雁石至白沙公路上伏击第十师一个通信排，缴获8支步枪、几担服装和。有了“土匪阿哥”的配合，红军游击队较以往更加行动自如，游刃有余。

　　1937年四五月间，方方受命到延安汇报请示工作，受到党中央与等亲切接见，并对闽西南武装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1929年8月，朱德率红四军出击闽中时，曾在美山村新祖厝荣兴堂设立“红军伤员救治所”。

　　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九团收集了红十七、十八团的40多名伤员，需要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地点来治疗，“通过老百姓的关系和土匪头结拜兄弟，吃血酒，订盟约，把土匪占据的地方让出一、二个小村庄，给我们作疗养所。”“岩东这一地区的土匪，是赤美山林雨膏的部下，林雨膏过去曾经受过红四军的收编，后因吃不得苦，仍然逃回来为匪。林虽死去，但他的部下仍成群活动，而且和附近的区乡长以至县政府的一些科长都有关系，因此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过去九团在铜钵回来，就曾经吃过他们的小亏，这次我们对待他们，是以礼往来，以义说服，以刚强的部队的威力作为后盾，因此很快和他们建立起有条件的友谊关系。”“我们的伤病员搬到的时候，‘土匪阿哥’特地杀了一头猪来慰劳。把伤病员安置好了，我们才放下心来。从此，我们的行动更加灵活了。”

　　美山村地处岩连宁游击区域，原来的老赤卫队员、老接头户主动负责安置伤病员，原来中药堂的医生林冠山等也主动承担起照顾护理及医治任务。新祖厝、五房祖厝成为红军医院，再次被起用。美山红军医院旧址新祖厝2021年被评为县级文保单位。

　　岩东游击队指导员何志远在马池塘战斗中，双腿受了伤，右腿中了一颗开花子弹，把筋给打断了。转移了几个地方，最后在美山村林春隆家养伤。

　　根据林春隆的孙子林建洪回忆：1987年正月，美山村林枝龙、林建洪为还原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志远在美山村养伤的历史，证明林建洪的奶奶李香英“五老”身份，曾北上山东济南，找到山东省军区司令部才知道，何志远将军已经离职，改任顾问，住在干休所。他们又赶往干休所。

　　何志远将军见到他们时非常高兴。林建洪说：“何将军，我奶奶叫李香英，她叫我问您一下，您的右大腿上是否有两个被枪子打断脚筋后留下的贯通伤疤？”

　　何将军陷入了沉思，撩起右腿的裤管，抚摸着右大腿上的两个贯通伤疤，思绪回到了5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当年我们在你家养伤时，隆哥和香英嫂对我们真好！有好吃的，都让给我们吃，当时粮食不够吃，他们自己吃糠咽菜，让我们吃米饭。为了让我们增加营养，还下河去撒网打鱼，我就坐着竹排，跟隆哥去打过鱼。我随军北上后，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没想到隆哥那么早就被军杀害了。隆哥和香英嫂都为红军和革命工作做过许多事，你放心，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给你写这个证明。当年的苏区和老区人民为革命做过很多贡献，给他们适当照顾是应该的。”

　　几天后，何将军让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拿了三个信封和两双崭新的军鞋给他们，其中一个信封里装的是将军写的“证明”，另两个信封里各装有一张从济南到漳平的火车票和30元现金，说是给他们当路费，工作人员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回到龙岩后，他们把李香英的情况整理成书面报告，附上何将军的“证明”交给了政府。

　　何志远证明：“1936年间，我在岩东北地区工作时认识了林春隆，当时他当‘土匪’，但和别的地方土匪不同，他们和红军联合一起打过军队，给红军送情报，帮助红军购买军需物资。”

　　李香英被确认为“老接头户”了，终于摘掉了箍在头上几十年的“土匪婆”的帽子，实现了她多年的革命“五老”人员愿望。

　　在龙岩苏坂的崇山峻岭中，距离美山村约3公里有一个岩洞，曾是啸集山林的绿林们安营扎寨的地方，被称为“雨膏洞”。上世纪七十年代洞内还在残留的土灶、土床、锅碗瓢盆。车行至无路处，再走路爬上半个小时，便是神奇的雨膏洞。至今在雨膏洞还能发现地上有当年遗留的用品，在洞内石壁上发现有一条模糊可见的标语：“坚持游击战，民国廿四年”。

　　林雨膏是龙岩县最早的农动领导人之一，林雨膏与邓子恢、郭滴人等九人为第一届龙岩县委委员。红军北上后留在岩东打游击，林雨膏最后因其卫兵被民团收买而被害。其遗腹女林仁花尚健在。

　　1966年10月2日，美山村人林跃鸿作为龙岩县第二批赴京代表，接受了毛主席检阅。赴京之前，邓坤副县长写了便信，要林跃鸿和他女儿一起去他堂兄邓子恢副总理家做客。

　　10月8日早上，林跃鸿和邓利英乘公共汽车去万寿路１０号（北京红旗通用机械厂边的小巷子），向卫兵说明来意，不到３分钟，邓副总理夫人陈兰来接他们。

　　邓副总理平易近人，非常关心老区人民的事。谈到革命老区事，林跃鸿连忙问：“总理，我有一件事，受乡亲们委托问总理。我们赤美山的林雨膏，听说是早期龙岩县委的领导人之一，还组织发动了很多赤美山的农民参加红军游击队，但又有人说他是土匪，据您所知，他是不是革命的？”邓副总理不假思索地说：“林雨膏是革命者，是第一届龙岩县委委员。我和郭滴人也是。民国十八年龙岩暴动，岩东片的赤美山和苏邦、大吉暴动，就是林雨膏组织领导的。岩东片和漳平、宁洋县很多村的赤卫队和农会是他发动组织的。他曾带领赤美山赤卫队配合朱德率领的红四军首克漳平立下大功，朱军长当时送了一大批枪炮给赤美山赤卫队。说到土匪，那是对人的污蔑。朱毛不是也被骂吗？可惜的是，林雨膏用人不淑，没有及时识破叛徒的嘴脸，最后被反动民团收买他的卫兵所枪杀。”

　　忆及往事，邓副总理着说：“我到过你们村，赤美山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有三个渡口。除林雨膏外，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和你们村的林宗明、林加木等结下了很深的革命情谊。赤美山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

　　从北京回乡后，林跃鸿向当时的党支书和大队长汇报了邓子恢副总理接见时所说的关于林雨膏的谈话内容，因为当时正值“”，他们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林跃鸿手上没有邓子恢写的证明，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即使是事实，“文革”期间，邓子恢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1987年6月13日，何志远在给苏坂乡政府的信中也特别说明：1936年至1937年间，我曾在岩东北一带地方工作过，与当地在这一带活动的土匪经常有来往，并做过他们的工作，这一带的土匪和其他地区的土匪不同，当时我们红军称他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在1936年间，他们配合红军打过军队，经常给红军送情报，帮助红军购买军需物资，也保护他们管辖地区的群众利益。以上情况，你乡有此类问题的，供你们处理时做参考。

　　从“土匪”到“土匪阿哥”的转变，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伟大。这段特定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在闽西的斗争历史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将永垂青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永远是当今人们砥砺前行不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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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龙岩市新罗区委原党史研究室主任（四级调研员），福建省党史方志专家库党史类专家］